第一次讀這篇短文時我十六歲，而且是英文版，在翻英文課本時無意看到的。當初感受就很深，但今天找到中文原版，覺得必須分享一下。從那之后就一直很喜歡張潔，覺得我和她有很多共同點。雖然她今年75歲，年齡上足夠做我的祖母了，也算是中國二十世紀的老作家了，但是她的思想一點都不落后。這一篇《愛，是不能忘記的》直到如今刻骨銘心。我和我們這個共和國同年。三十歲，對于一個共和國來說，那是太年輕了。而對一個姑娘來說，卻有嫁不出去的危險。
不過，眼下我倒有一個正兒八經的求婚者。看見過希臘偉大的雕塑家米倫所創造的“擲鐵餅者”那座雕塑么？喬林的身軀幾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即使在冬天，臃腫的棉衣也不能掩蓋住他身上那些線條的優美的輪廓。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線條都很粗獷。寬闊的前額下，是一雙長長的眼睛。光看這張臉和這個身軀，大多數的姑娘都會喜歡他。
可是，倒是我自己拿不準主意要不要嫁給他。因為我鬧不清楚我究竟愛他的什么，而他又愛我的什么？
我知道，已經有人在背地里說長道短：“憑她那些條件，還想找個什么樣的？”
在他們的想象中，我不過是一頭劣種的牲畜，卻變著法兒想要混個肯出大價錢的冤大頭。這使他們感到氣惱，好像我真的干了什么傷天害理的、冒犯了眾人的事情。
自然，我不能對他們過于苛求。在商品生產還存在的社會里，婚姻，也像其它的許多問題一樣，難免不帶著商品交換的烙印。
我和喬林相處將近兩年了，可直到現在我還摸不透他那緘默的習慣到底是因為不愛講話，還是因為講不出來什么？逢到我起意要對他來點智力測驗，一定逼著他說出對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時，他也只能說出托兒所里常用的那種詞藻：“好！”
或“不好！”就這么兩擋，再也不能換換別的花樣兒了。
當我問起：“喬林，你為什么愛我”的時候，他認真地思索了好一陣子。對他來說，那段時間實在夠長了。憑著他那寬闊的額頭上難得出現的皺紋，我知道，他那美麗的腦殼里面的組織細胞，一定在進行著緊張的思維活動。我不由地對他生出一種憐憫和一種歉意，好像我用這個問題刁難了他。
然后，他抬起那雙兒童般的、清澈的眸子對我說：“因為你好！”
我的心被一種深刻的寂寞填滿了。“謝謝你，喬林！”
我不由地想：當他成為我的丈夫，我也成為他的妻子的時候，我們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責任和義務承擔到底呢？也許能夠。因為法律和道義已經緊緊地把我們拴在一起。而如果我們僅僅是遵從著法律和道義來承擔彼此的責任和義務，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沒有比法律和道義更牢固、更堅實的東西把我們聯系在一起呢？
逢到我這樣想著的時候，我總是有一種古怪的感覺，好像我不是一個準備出嫁的姑娘，而是一個研究社會學的老學究。
也許我不必想這么許多，我們可以照大多數的家庭那樣生活下去：生兒育女，廝守在一起，絕對地保持著法律所規定的忠誠……雖說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可在這點上，倒也不妨像幾千年來人們所做過的那樣，把婚姻當成一種傳宗接代的工具，一種交換、買賣，而婚姻和愛情也可以是分離著的。既然許多人都是這么過來的，為什么我就偏偏不可以照這樣過下去呢？
不，我還是下不了決心。我想起小的時候，我總是沒緣沒故地整夜啼哭，不僅鬧得自己睡不安生，也鬧得全家睡不安生。我那沒有什么文化卻相當有見地的老保姆說我“賊風入耳”了。我想這帶有預言性的結論，大概很有一點科學性，因為直到如今我還依然如故，總好拿些不成問題的問題不但攪擾得自己不得安寧，也攪擾得別人不得安寧。所謂“稟性難移”吧！
我呢，還會想到我的母親，如果她還活著，她會對我的這些想法，對喬林，對我要不要答應他的求婚說些什么？
我之所以習慣地想到她，絕不因為她是一個嚴酷的母親，即使已經不在人世也依然用她的陰魂主宰著我的命運。不，她甚至不是母親，而是一個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想，這多半就是我那么愛她，一想到她已經離我遠去便悲從中來的原因吧！
她從不教訓我，她只是用她那沒有什么女性溫存的低沉的嗓音，柔和地對我談她一生中的過失或成功，讓我從這過失或成功里找到我自己需要的東西。不過，她成功的時候似乎很少，一生里總是伴著許許多多的失敗。
在她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總是用那雙細細的、靈秀的眼睛長久地跟隨著我，仿佛在估量著我有沒有獨立生活下去的能力，又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話要叮囑我，可又拿不準主意該不該對我說。準是我那沒心沒肺，凡事都不大有所謂的派頭讓她感到了懸心。她忽然冒出了一句：“珊珊，要是你吃不準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獨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
照別人看來，做為一個母親，對女兒講這樣的話，似乎不近情理。而在我看來，那句話里包含著以往生活里的極其痛苦的經驗。我倒不覺得她這樣叮嚀我是看輕我或是低估了我對生活的認識。她愛我，希望我生活得沒有煩惱，是不是？
“媽媽，我不想嫁人！”我這么說，絕不是因為害臊或是在忸怩作態。說真的，我真不知道一個姑娘什么時候需要做出害臊或忸怩的姿態，一切在一般人看來應該對孩子隱諱的事情，母親早已從正面讓我認識了它。
“要是遇見合適的，還是應該結婚。我說的是合適的！”
“恐怕沒有什么合適的！”
“有還是有，不過難一點——因為世界是這么大，我擔心的是你會不會遇上就是了！”她并不關心我嫁得出去還是嫁不出去，她關心的倒是婚姻的實質。
“其實，您一個人過得不是挺好嗎？”
“誰說我過得挺好？”
“我這么覺得。”
“我是不得不如此……”她停住了說話，沉思起來。一種淡淡的，憂郁的神情來到了她的臉上。她那憂郁的、滿是皺紋的臉，讓我想起我早年夾在書頁里的那些已經枯萎了的花。
“為什么不得不如此呢？”
“你的為什么太多了。”她在回避我。她心里一定藏著什么不愿意讓我知道的心事。我知道，她不告訴我，并不是因為她恥于向我披露，而多半是怕我不能準確地估量那事情的深淺而扭曲了它，也多半是因為人人都有一點珍藏起來的、留給自己帶到墳墓里去的東西。想到這里，我有點不自在。這不自在的感覺迫使我沒有禮貌，沒有教養地追問下去：“是不是您還愛著爸爸？”
“不，我從沒有愛過他。”
“他愛您嗎？”
“不，他也不愛我！”
“那你們當初為什么結婚呢？”
她停了停，準是想找出更準確的字眼來說明這令人費解和反常的現象，然后顯出無限悔恨的樣子對我說：“人在年輕的時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甚至別人的起哄也會促成一樁婚姻。等到你再長大一些、更成熟一些的時候，你才會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那時，你已經干了許多悔恨得讓你感到錐心的蠢事。你巴不得付出任何代價，只求重新生活一遍才好，那你就會變得比較聰明了。人說‘知足者常樂’，我卻享受不到這樣的快樂。”說著，她自嘲地笑了笑，“我只能是一個痛苦的理想主義者。”
莫非我那“賊風入耳”的毛病是從她那里來的？大約我們的細胞中主管“賊風入耳”這種遺傳性狀的是一個特別盡職盡責的基因。
“您為什么不再結婚呢？”
她不大情愿地說：“我怕自己還是吃不準自己到底要什么。”她明明還是不肯對我說真話。
我不記得我的父親。他和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便分手了。
我只記得母親曾經很害羞地對我說過他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公子哥兒似的人物。我明白，她準是因為自己也曾追求過那種淺薄而無聊的東西而感到害臊。她對我說過：“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我常常迫使自己硬著頭皮去回憶青年時代所做過的那些蠢事、錯事！為的是使自己清醒。固然，這是很不愉快的，我常會羞愧地用被單蒙上自己的臉，好像黑暗里也有許多人在盯著我瞧似的。不過這種不愉快的感覺里倒也有一種贖罪似的快樂。”
我真對她不再結婚感到遺憾。她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人，如果她和一個她愛著的人結婚，一定會組織起一個十分有趣味的家庭。雖然她生得并不漂亮，可是優雅、淡泊，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畫。文章寫得也比較美，和她很熟悉的一位作家喜歡開這樣的玩笑：“光看你的作品，人家就會愛上你的！”
母親便會接著說：“要是他知道他愛的竟是一個滿臉皺紋、滿頭白發的老太婆，他準會嚇跑了。”
到了這樣年齡，她絕不會是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這分明是一句遁詞。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她有一些引起我生出許多疑惑的怪毛病。
比如，不論她上哪兒出差，她必得帶上那二十七本一套的，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契訶夫小說選集中的一本。并且叮嚀著我：“千萬別動我這套書。你要看，就看我給你買的那一套。”這話明明是多余的。我有自己的一套，干嘛要去動她的那套呢？況且這話早已三令五申地不知說過多少遍了。可她還是怕有個萬一時候。她愛那套書愛得簡直像是得了魔癥一般。
我們家有兩套契訶夫小說選集。這也許說明對契訶夫的愛好是我們家的家風，但也許更多的是為了招架我和別的喜歡契訶夫的人。逢到有人想要借閱的時候，她便拿了我房間里的那套給人。有一次，她不在家的時候，一位很熟的朋友拿了她那套里的一本。她知道了之后，急得如同火燒了眉毛，立刻拿了我的一本去換了回來。
從我記事的那天起，那套書便放在她的書櫥里了。別管我多么欽佩偉大的契訶夫，我也不能明白，那套書就那么百看不厭，二十多年來有什么必要天天非得讀它一讀不可？
有時，她寫東西寫累了，便會端著一杯濃茶，坐在書櫥對面，瞧著那套契訶夫小說選集出神。要是這個時候我突然走進了她的房間，她便會顯得慌亂不安，不是把茶水潑了自己一身，便是像初戀的女孩子，頭一次和情人約會便讓人撞見似地羞紅了臉。
我便想：她是不是愛上了契訶夫？要是契訶夫還活著，沒準真會發生這樣的事。
當她神志不清，就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她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那套書——”她已經沒有力氣說出“那套契訶夫小說選集”這樣一個長句子。不過我明白她指的就是那一套。“……還有，寫著，‘愛，是不能忘記的’……筆記本、和我，一同火葬。”
她最后叮嚀我的這句話，有些，我為她做了，比如那套書。有些，我沒有為她做，比如那些題著“愛，是不能忘記的”筆記本子。我舍不得。我常想，要是能夠出版，那一定是她寫過的那些作品里最動人的一篇，不過它當然是不能出版的。
起先，我以為那不過是她為了寫東西而積累的一些素材。
因為它既不像小說，也不像札記；既不像書信，也不像日記。
只是當我從頭到尾把它們讀了一遍的時候，漸漸地，那些只言片語與我那支離破碎的回憶交織成了一個形狀模糊的東西。經過久久的思索，我終于明白，我手里捧著的，并不是沒有生命、沒有血肉的文字，而是一顆灼人的、充滿了愛情和痛苦的心，我還看見那顆心怎樣在這愛情和痛苦里掙扎、熬煎。二十多年啦，那個人占有著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卻得不到他。她只有把這些筆記本當做是他的替身，在這上面和他傾心交談。每時，每天，每月，每年。
難怪她從沒有對任何一個夠意思的求婚者動過心，難怪她對那些說不出來是善意的愿望或是惡意的閑話總是淡然地一笑付之。原來她的心已經填得那么滿，任什么別的東西都裝不進去了。我想起“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的詩句，想到我們當中多半有人不會這樣去愛，而且也沒有人會照這個樣子來愛我的時候，我便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悵惘。
我知道了三十年代末，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時候，一位老工人為了掩護他而被捕犧牲，撇下了無依無靠的妻子和女兒。他，出于道義，責任，階級情誼和對死者的感念，毫不猶豫地娶了那位姑娘。逢到他看見那些由于“愛情”而結合的夫婦又因為為“愛情”而生出無限的煩惱的時候，他便會想：“謝天謝地，我雖然不是因為愛情而結婚，可是我們生活得和睦、融洽，就像一個人的左膀右臂。”幾十年風里來、雨里去，他們可以說是患難夫妻。
他一定是她那機關里的一位同志。我會不會見過他呢？從到過我家的客人里，我看不出任何跡象，他究竟是誰呢？
大約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我和母親去聽音樂會。劇場離我們家不太遠，我們沒有乘車。
一輛黑色的小轎車悄無聲息地停在人行道旁邊。從車上走下來一個滿頭白發、穿著一套黑色毛呢中山裝的、上了年紀的男人。那頭白發生得堂皇而又氣派！他給人一種嚴謹的，一絲不茍的、脫俗的、明澄得像水晶一樣的印象。特別是他的眼睛，十分冷峻地閃著寒光，當他急速地瞥向什么東西的時候，會讓人聯想起閃電或是舞動著的劍影。要使這樣一對冰冷的眼睛充滿柔情，那必定得是特別強大的愛情，而且得為了一個確實值得愛的女人才行。
他走過來，對母親說：“您好！鐘雨同志，好久不見了。”
“您好！”母親牽著我的那只手突然變得冰涼，而且輕輕地顫抖著。
他們面對面地站著，臉上帶著凄厲的、甚至是嚴峻的神情，誰也不看著誰。母親瞧著路旁那些還沒有抽出嫩芽的灌木叢。他呢，卻看著我：“已經長成大姑娘了。真好，太好了，和媽媽長得一樣。”
他沒有和母親握手，卻和我握了握手。而那手也和母親的手一樣，也是冰冷的，也是輕輕地顫抖著的。我好像變成了一路電流的導體，立刻感到了震動和壓抑。我很快地從他的手里抽出我的手，說道：“不好，一點也不好！”
他驚訝地問我：“為什么不好？”或許我以為他故作驚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