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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改革,必須要有底線!(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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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20-8-5 08:55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div>
半月談特約評論員 陳文勝

回顧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歷史進程,從農業稅賦到土地財政,農民為中國現代化的積累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兩個趨向”論斷,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長期犧牲農村犧牲農民的發展現狀,明確工農城鄉的平等地位。

2020年,國內外經濟環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又遭遇全球疫情暴發,多重壓力下,不僅對農業農村釋放的紅利有限,還可能加大對農業農村資源要素吸取的力度。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的農村改革舉措,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農村改革永遠在路上,創新探索是永恒命題,但也應該有幾個必須堅守的底線:不能把鄉村振興的戰略遠景當成可一蹴而就的政績,不能偏離農民利益不受損的改革底線,不能因消滅村莊而突破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防線,不能偏離人的現代化而斷了農民的退路,不能偏離鄉村振興的戰略指向而斷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這是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原則能否堅持的現實問題,也是黨中央戰略決策能否貫徹執行的風向標。


河北井陘太行天路(無人機照片)。這條旅游專用公路將井陘縣的26個古村落串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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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戰略遠景
當成可一蹴而就的政績

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把農業農村擺在前所未有的國家戰略高度,實現了從優先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需要到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發展需要這樣一個歷史轉軌。

從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出發,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鄉村振興戰略的時間表、路線圖: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不僅伴隨著全面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更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進程,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具體任務、發展思路、實施路徑各不相同。

一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樣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中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稟賦、歷史基礎、政策取向等多方面原因,發展不均衡,呈現出多元形態,處于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不盡相同。既然發展水平不一,處于現代化進程的發展階段不一,發展的目標、任務、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式就必然不同,不可能一個目標、一個模式同步推進。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和發展走勢分化特征,做好頂層設計,注重規劃先行、突出重點、分類施策、典型引路。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不搞層層加碼,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義,久久為功,扎實推進!倍恍┑胤綖榱烁愠觥班l村振興樣板”,不顧實際大規模大范圍大拆大建,某種程度上是用工業化、城鎮化的思路來推進鄉村振興,其背后是急于求成的政績觀驅動。這種把戰略遠景當成一蹴而就的“攻堅戰”打法,不僅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也違背了鄉村自身的發展規律。

農業和農村的邏輯是一種分散的邏輯,是一種生命的邏輯。鄉村散居也許是全面現代化后最優的人口分布方式,不僅是現代化進程中經濟危機的人口緩沖區,而且能應對大型瘟疫和不確定性災難沖擊,這次疫情就是明證。


四川渠縣90后姑娘羅丹回家鄉創辦農民合作社,帶動當地貧困戶實現穩定脫貧(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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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偏離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底線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以農民主體地位為立場,站在屬于農民的鄉村,去聆聽農民需要什么樣的生活、什么樣的鄉村,給鄉村社會以充分的話語權、自主權。激發農民的主體作用,讓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真正主體,創造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生活。韓國的“新村運動”,政府就只提供指導性意見,具體鄉村規劃和建設主要由農民自己決定。

強迫農民上樓,在全國各地不同程度都出現過。在農民看來,這形同于由地方政府統一進行的房地產開發。城市建設征收土地的收益歸地方政府有一定道理,但這些非征收土地的收益是城鎮化進程中留給農民的最后一根稻草,應該是屬于農民的利益,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

過度消滅村莊,其實質就是在傳統城鄉二元體制慣性下繼續犧牲農村、犧牲農業、犧牲農民,使“三農”問題的焦點,由以前的農民稅費負擔轉變為土地財政下的村莊拆遷。

“三農”專家陳錫文曾評價: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被一些地方政府濫用,他們看準的是農村建設用地置換來的建設用地指標,從而大拆農民房,導致農村快速消亡;農村城鎮化是一個趨勢,但需要自然轉化,不能大拆大建一蹴而就。

經過世世代代自然選擇形成的村落,人為消除后,一些農民失去了屋前屋后種養方便的自給模式庭院,失去了宅基地,掏空一生積蓄,買回沒有產權還要裝修的房子,生產工具無處安放,連喝水都要付費,收入可能入不敷出,不僅造成社區占用優質良田、復墾舊村地力貧瘠的問題,還摧毀了鄉村生態,割裂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導致農民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

有農民在問:難道就沒有其他比拆遷更好的讓鄉村振興的辦法嗎?我也想問:世界各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有哪一個是在村莊大拆大建基礎上完成的呢?鄉村功能系統癱瘓后,鄉村振興會在一片片鄉村地產經濟中實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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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突破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防線

中華文明最綿長的根在村莊,大量重要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都跟村莊的名字緊密相連。村莊,是農耕文明留給人類的最大遺產,某種程度上,其價值并不亞于萬里長城。

鄉村記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防線,沒有“鄉愁”就沒有民族的精神家園。習**總書記反復強調要“記得住鄉愁”,他高度肯定的湖南十八洞村,特點之一就是不大拆大建,保護村莊原有的風貌,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


大學生“新農人”助力鄉村現代農業發展 徐昱/攝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狂飆突進,不少城市的舊胡同、舊街道都被改造和重建,成為“千城一面”的城市。在“農村變城市”“農民變市民”“村莊變社區”等口號下,一大批村莊又被大規模整體拆遷,建成新城鎮和高層小區,形成了“萬村一面”的怪狀。

中國建制村的數量從1988年98萬多個,到今天已減少到59萬多個,幾十萬個歷史地名及其民居老建筑消失了。放眼世界,已經完成全面現代化的一些國家,現代與傳統結合得很好,上百年的建筑依然存在,稀疏地散落在城市和鄉村,不僅未被強制拆除,而且有專門維護機制。在國內,有些省曾將古老的村莊拆掉,后來在美麗鄉村建設中又花費數億元來一個個復制。

歷史悠久的村莊“社區”,與城市“社區”完全不在一個頻道,傳統文明的“村莊”和城市文明的“社區”,構成了人類社會兩個具有本質差別的基本單元,就是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與城市發展的規劃重要性相比,村莊是自然發展和漫長演化而來,形成了一系列純自然的特色。而沒有根據不同地方的自然稟賦、歷史文化所體現的區域差異性和形態多樣性來設計,對村莊進行簡單“推倒重來”復制城市社區,沒有了歷史記憶、文化脈絡、地域風貌、個體特征,結果是“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鎮”,城不像城、鄉不像鄉。這股風如果控制不住,恐怕會如馮驥才所預言的那樣:“千姿萬態的中國村莊就會變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

城鄉只有地域與生活方式之別,絕無高低優劣之分,以現代化名義執意去改造甚至消滅傳統村莊,在認識上是錯誤的,在后果上可能是災難性的。從長遠來看,村莊必然會成為現代社會具有最美好人居環境的地方,回歸鄉村、回歸自然是人類的天然本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村莊是中國未來發展不可缺少的稀缺資源,必須摒棄大拆大建的鄉村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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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斷了農民的退路

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和農村間流動,這種“兩棲人”、候鳥現象,在我國現階段乃至相當長歷史時期都會存在。習**總書記在2013年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指出,對那些已經在城鎮就業但就業不穩定、難以適應城鎮要求或不愿落戶的人口,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努力解決好他們的子女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需求,使他們在經濟周期擴張、城鎮對簡單勞動需求擴大時可以在城市就業,而在經濟周期收縮、城鎮對勞動力需求減少時可以有序回流農村。

當下正處于中國社會轉型關鍵時期的關鍵階段,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無論是在城市定居的農民,還是在鄉村常住的農民,或是在城鄉之間流動的農民工,都處于動態變化中。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受城鄉二元結構及經濟發展大氣候的影響,如果未融入城市很可能隨時回歸鄉村;在城鄉之間流動的農民工,會根據政策環境和經濟環境在城鄉之間作出理性選擇;在鄉村常年居住從事農業的農民,仍可能創造條件使自己或下一代流向城市。

眼下在鄉村居住的農民,以后就一定還是農民?在外打工的農民工現在不返回鄉村,過幾年會不會回歸鄉村?有的村莊現在出現衰落未來會不會繁榮?因此,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是從不穩定、不規范逐漸向穩定和規范轉型。在這一進程中,最關鍵的是絕不能斷了農民自由選擇的退路。

中國有近3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這接近美國全國人口規模。城市既有市民也有農民,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如果部分農民工長期不能市民化,導致成千上萬的人返鄉艱難又留城無望,就不僅會導致大規模返貧問題,更可能導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逆轉。


7月20日,江蘇南通如皋市長江鎮五零社區書記丁媛晶在葡萄園直播推銷農產品(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某種程度,所謂的“空心村”“空心房”也是許多農民工的退路,在工業化、城鎮化沒有把農民工完全轉化為市民之前,地方官員最好別緊盯著這些土地。因為,一旦大量農民工遭遇就業困難,又沒有退路,中國社會能否承受?

解決“三農”問題在“三農”之外。一方面,要加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力度,把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財富回報農民,主要是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這“三基”問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共同繁榮,而不能以犧牲鄉村為代價來獲得城市的獨自繁榮。另一方面,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盡快解決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的定居落戶問題,為農民自由選擇城鄉打開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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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斷了農業現代化的進路

鄉村振興的戰略指向是“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如何推進鄉村振興?陳錫文認為,最主要的是要明確鄉村的基本定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提供生態屏障和生態產品,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也就是說,從長遠的現代化目標出發,在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鄉村需要承擔這三大主要功能。

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征,沒有農業的鄉村還是鄉村嗎?沒有農業的振興還是鄉村振興嗎?特別是在當前復雜特殊的經濟形勢下,鄉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后院,只有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才能從根本上把握主動權,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確保中國大局穩定。

“大國小農”問題之復雜超乎想象。與市民住宅、庭院功能有著根本區別的是,農民的住宅、庭院既是生活資料又是生產資料。消滅村莊加快非農化,上樓的農民失去種植、養殖、手工三業合一的庭院經濟保障,連一些日常生活的農產品都不能實現自產自供而全部依靠商品化購買,又遠離耕地,陷入高生活成本低收入困境。

同時,讓農民上樓,不能養豬養雞養鴨,農業生產所依賴的人畜糞便等有機肥源在不斷“減量排放”,家肥走向滅絕,未來的農業生產可能“一糞難求”。美國的富蘭克林在《四千年農夫》一書中認為,中國能用較少耕地養活世界最多的人口,是因為中國的有機農業,是以家肥為主的有機肥使土壤保持幾千年肥力不下降。當下,我們一面高喊綠色興農與推進化肥農藥減量行動,一面是農業對化肥的依賴性與日俱增。在化肥使用一統中國農業之日,也就是中國農業生態危機來臨之時:農業生物鏈被嚴重破壞,耕地不斷酸堿化,農產品質量不斷下降,農業何以持續?這絕非危言聳聽。

針對“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大國小農”國情,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早就明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業就是“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但長期以來,一些人充滿對小農戶農業的偏見,認為小農戶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詞,推進農業現代化只能走規模化大農業單一之路。

必須重新審視小農經濟形式對中國發展的歷史作用。有專家認為,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中國農業在清代代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峰,而且由于“無剝奪的積累”的優勢,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低成本發展優勢,避免了西方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貧民窟大規模出現的問題。從世界范圍來看,經歷一個多世紀資本主義強勢沖擊及一次次經濟危機的狂風惡浪,西歐、北美仍然是家庭經營為主體,日、韓仍然以東亞小農為特征。小農占全世界人口的40%、耕地的60%,是全球糧食的主要生產者,養活了世界70%的人口。

陳錫文到黑龍江、吉林調研發現,那里水稻生產使用的農業機械非常先進,有的在美國剛剛上市,東北的農民就用上了。更讓全世界驚嘆的是,我國農業在使用無人機方面,無論是使用量還是技術水平,都沒有別的國家可以相提并論。并不是一家一戶都去買無人機等農業機械,而是依靠少數人服務多數人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彌補了耕地規模的不足,賦予農業規模經營以新的時代內容。我國一年大概種植3.5億畝小麥,麥收機械化率在92%以上。農業社會化服務,推動了農機的跨區作業,使小規模的農業經營也能分享大機械的效率,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黨的十九大報告肯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存在,提出“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攻方向。中辦、國辦發布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明確:“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

來源:《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8期  原標題:《農村改革有底線》
半月談評論員: 陳文勝(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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